北京画院齐白石纪念馆，南锣鼓巷旁的小胡同名流云集，白石老人、开国大将都曾在此安居

原标题《雨儿胡同的老街坊》

雨儿胡同的名称，是清代沿袭下来的。若推至明代，这里名曰“雨笼胡同”。这是一条呈东西走向的“网红胡同”，东起南锣鼓巷，西至东不压桥胡同；南北两侧，则与蓑衣胡同（一多半）、帽儿胡同平行。

从皇子到画家“均为安居”

自雨儿胡同东口一路西行，当路北一组颇为气派的四合院建筑出现时， 甭问，那一定是雨儿胡同11、13、15 号院。这片规模不小的院落，自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后，居住过一批彼此毫无关联的官宦名流。

清初时候，这里是皇太极第四子叶布舒的府院。叶布舒是肃亲王豪格的弟弟、顺治帝福临的兄长。作为皇族成员之一，叶布舒没有太大作为， 也没有多少野心。康熙八年（1669）， 叶布舒被晋封为辅国公。此后，他便无风无雨地走向人生的终点。叶布舒去世后，独子苏尔登降级袭爵，继续过着无风无雨的贵胄生活。再往后， 便一代不如一代。直到清代中晚期， 叶布舒家族的府邸，成为了内务府总管大臣的私宅。这位内务府总管大臣的胆子确实不小，他敢盗用皇宫中的建筑材料修造私宅，建筑规格还严重超标。最终，遭到同僚弹劾的他，不得不分割出售超标的豪宅。到了民国时期，社会名流董叔平曾住这里。现而今，挂在齐白石旧居厅堂墙壁上的一副对联，上款有“叔平仁兄”字样， 便是从董叔平旧宅中留存下来的。

世间曾有董叔平，但此人资料却少之又少。在许多网络资料中，都标著“北海公园董事会董事长董叔平”。然《北海公园志》所记述的北海公园董事长名单中，却恰恰缺少了“董叔平” 的名字，不知何故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文化部将13 号院买下，送给齐白石老人居住。

而此时，齐白石及家眷，一直生活在西城区跨车胡同的老宅子里。老宅确实够老。这是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， 齐白石六十二岁时置办下来的。除了短时间居住在雨儿胡同，齐白石的暮年岁月基本上都留在了跨车胡同的老宅里，直到1957 年逝去。

按照北京文史学者杨良志先生的话说，“齐白石堪称世界上最贵的老头儿之一。”“他的画少估有三万张， 每一张少估两平方尺，每一平方尺少估三十万元，则老人家市值一百八十亿元。”京城某画家笑言，齐白石笔下的农副产品，几乎是一座“新发地” 的单日发货量。

回过头来，咱们看看齐白石在雨儿胡同的旧居是啥模样？这是座比较典型的四合院。北房三间，作为齐白石的画室、卧室与会客厅。迎门一间（即会客厅）的墙上，有齐老人所篆书的联语：“大福宜富贵，长寿亦无疆。” 西侧一间是画室，中置画案。东侧一间是卧室，备一具老床。

齐白石居住在雨儿胡同，可谓“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”。何以如此？如今的说法不一。

实际上，跨车胡同的齐白石老宅早已破败，且维修不及。尽管堆放着画作与老物件儿的宅子“气象万千”，但住起来却是“诸多不便”。

比如，白石老人膝下的儿孙众多，“啃老族”亦有，甚至还变着法儿地“盗窃”画作，弄得齐白石十分苦恼。

此外，跨车小院的“茅房”是在东南角，属于旱厕“蹲坑”，这对古稀老人家确有不便，蹲下去半天起不来。多少年后，这带有浓郁旧时气息的“茅房”，依然如活化石一般地留存着。

进入五十年代，随着齐白石的社会地位与知名度越来越高，一些外宾会被政府安排，登临跨车胡同的齐宅。于是，找寻一处更加体面的住宅，便成为应有之义。

据说齐家的儿孙们来，也是要登记单位、姓名的。“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儿孙一大群，有时老人也分不清，记不住，你来讨这个，他来要那个，那不是把老人家折腾死。所以国家的安排，也确实有保护齐老人的意思。”

搬了新家，一下子变得冷清了， 儿孙晚辈来也得如客人一样地登记获准。这对九十二岁高龄的齐白石而言，心里总不是个滋味。

怎么办呢？问题交到周恩来那儿，总理指示：老人如果愿意回去， 听他的。

总理派来国务院的汽车，由郭秀仪出面，让齐白石从雨儿胡同送回跨车胡同，把老人的起居都安排妥当才离开。

1957 年9 月16 日，齐白石逝世，他生前画的最后一幅作品《牡丹图》就是赠给郭秀仪的，只是因为老人体力不支，还未来得及题款。由此可见，齐白石对重返旧宅的安排是十分满意的。

后来，雨儿胡同的院落转归北京画院管理。如今，齐白石纪念馆， 也设置于此。至于跨车胡同的老宅， 也一直留存了下来，只是闭门谢客， 也少人问津。

值年旗衙门“轮流坐庄”

在雨儿胡同里，我们要来讲述一段有关八旗制度的故事。

话说清军入关前后，按照不同的民族进行编制，清王朝主要的战斗序列，总共分为二十四个旗：满洲八旗、蒙古八旗、汉八旗。各旗设置一名都统，二名副都统，以管理旗人事务。下设五名参领，五名副参领，掌颁都统、副都统的政令。再往下，设置佐领一职，管理三百名旗人。至康熙年间，佐领管理人数为一百五十人。如果人户滋生， 就增加佐领人数。

清廷以旗人为主要依靠，而都统所具有掌管旗务的重任，所以他们的地位极高，为从一品官员。清初之时，都统的地位甚至高于内阁大学士。帝王每以皇子、王公兼任都统职务。按理来说，不同民族的旗务，应由本民族旗官管理。但汉军旗都统的差事，往往以满员充任。

最初，八旗的都统，连办公衙门都没有。雍正元年（1723）九月， 雍正帝下旨庄亲王与内务府，“将官房内，拣皇城附近选择八处，立为管旗大人公所，房舍亦不用甚宽大。”自此之后，各旗有了一处“不甚宽大”的都统衙门。到后来，逐渐发展为每旗满、蒙、汉各有一处都统衙门，其地址大部分是在雍正年间确定。

八旗的另一办事机构是值月旗（值年旗）衙门。这一衙门的出现， 始于雍正年间。

话说雍正元年（1723），继位不久的胤禛，认为八旗都统各管一摊，相互之间没有协调，旗务不够规范。于是，雍正帝下旨：八旗都统或副都统按月轮流值班，上传下达政令、组织旗务会议、协调各旗关系、稽查各旗事务，这便是最开始的值月旗公署了。

然而，直到雍正六年(1728)， 值月旗公署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公所，存放档案与办公存在着诸多不便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清廷决定设立值月公署，地点就设在雨儿胡同。值月旗公署的经费，来自各当值旗分的公费银，一般为每月26 两白银。然令雍正帝没有想到的是， 所发钱粮与工作绩效并不对应，所以负责值月旗的都统们逐渐变得懒散起来。他们会把当月该办的事堆积到月底，以便移交给次月接班的其他旗都统们。接下来北京画院齐白石纪念馆，次月当班都统又如法炮制，最终堆积了一摊子公事，久拖不决。这种状况，一直持续到雍正帝去世、乾隆帝继位， 也没有得到改观。

忍无可忍的乾隆帝，最终找到了一个相对好些的解决办法。乾隆十六年(1751)，皇帝下旨：将值月旗公署改成值年旗衙门。值旗衙门不再按照不同的旗来分别当值，而是从八旗所有的都统、副都统中， 由皇帝指定拣派人选，承办八旗汇总事务，年终向上详细奏闻。依照乾隆帝的想法，延长了当值期限， 或许可以剪除值月旗公署“推诿成*”的风气。当然，值年旗衙门的办事人员数量，也会有所增加，其人数至少为值月旗公署人员的两倍以上。人多了，管的事儿也就相应多了起来。乾隆帝可不想让办事人员只拿薪水不干活。于是，值年旗衙门又把选派旗官、负责召集八旗各级会议、岁末汇奏，以及各种琐碎的旗务等都一肩挑起。

乾隆帝去世后，值年旗衙门延续下来，直到清末民初。到了民国十六年(1927)，以直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为核心的北洋政府，还在任命镶黄旗满洲都统那彦图、正黄旗汉军都统张广建、正白旗蒙古都统恩泽、正红旗满洲都统衡永、镶白旗满洲都统乌拉喜春、镶红旗汉军都统费毓楷、正蓝旗汉军都统载搏、镶蓝旗蒙古都统端绪等，共同管理值年旗衙门事务。只不过，值年旗衙门所管辖的事务，仅限于如何维持旗人的生计。

根据《镶白旗满洲公牍》可知，为了给处于穷困中的旗人解决困难，值年旗衙门向大总统恳求减免税银、减轻兵丁生活负担的记录屡屡出现。这一时期，为了有口饭吃，跑到政府门前请愿的旗人们， 会在值年旗衙门前聚集求援。

在而今的雨儿胡同里，您是很难找到值年旗衙门遗迹的。即使是在《乾隆京城全图》上，公署的确切位置也未标出。根据《日下旧闻考》等史籍的记载，值年旗衙门就位于雨儿胡同的北侧，坐北朝南， 四进院落，共有房屋四十楹。到了民国六年(1917) 调查中，值年旗衙门仍被记录在册，位置是“地安门外雨儿胡同路北”。经文物工作者的大体推断，雨儿胡同25、27、29、31、33 号，基本属于值年旗衙门的范围。其中25、27 号是衙门附属镖局，路南30 号院是值年旗衙门马圈，31 号院是衙门的办公地。31 号院门对面，尚存一座八字形青砖照壁，或与衙门有些关系。

开国大将前后院“一好变俩好”

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，就住在雨儿胡同31 号。在他家院落的北侧（也就是后院），居住着新中国十大将之首的粟裕。这两位杰出的*家，合住一套四合院。

两位高级将领同处一院，是何道理？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由于质量好些的房舍相对短缺，所以开国将帅们，大多都是两家合住一个院的。有些将帅，甚至住进了昔日停放棺椁的地方。比如聂荣臻元帅，就一直住在明清时期宫女停灵的吉安所内。罗荣桓与粟裕，则是住在雨儿胡同31 号的前后院。连接前后院的走廊，就势隔出了三间卧室和一个长条形的客厅。这三间卧室，分配给粟裕的三个孩子，走廊尽头左边的一个单间，则是粟裕夫妇的卧室，右边一间为书房，而今是用来追思粟裕将军的灵堂。

两位将帅出入一个大门，多少有些不便。于是，在31 号的西侧另开一门，由粟裕将军一家及工作人员出入，这便是雨儿胡同33号了。